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以综合医院为支撑，两者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以分娩为例，妇幼保健机构承担了大量正常分娩，有效缓解了三级综合医院就诊过于集中、看病就医难的突出问题，综合医院则发挥综合救治能力强的优势，侧重于承担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任务，为母婴安全保驾护航。多年来，我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救治网络，明确了医疗机构之间的转诊关系，逐步完善了工作机制。在基层医疗机构分娩的孕产妇，一旦发生危急重症，可以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到三级医院，迅速得到有效救治，确保母婴安全。分工协作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是我们多年摸索形成的有效组织架构，是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2014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降至21.7/10万和8.9‰，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国际反响很好，还被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这充分证明我们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工作机制是合理有效的。建议要继续抓好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增加产科床位，加强医务人员培训，全面提高服务能力。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累积生育需求集中释放，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妇产科明显感觉到很大压力。北京市2014年分娩量比2013年增长了15.2%，产科“一床难求”的现象非常突出，有的医院甚至不得不腾出医生办公室来加床，医务人员特别是助产技术服务人员明显缺乏，产科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的“战时状态”，存在严重的医疗安全隐患。高龄孕产妇比例有所增高，发生孕产期合并症、并发症和出生缺陷的风险明显增加，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以及出生缺陷防治任务进一步加重。另外，儿童医疗资源严重短缺，难以满足儿童医疗服务需求，儿童看病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儿科医务人员缺口较大，人才流失严重，大量儿科医生转行从事其他工作。产科剖宫产率居高不下，推行自然分娩困难重重。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在于长期偏低的医疗服务价格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产科、儿科都属于工作量大、责任重的科室，目前医疗服务价格严重偏低，未能真正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建议要制定有利于产科、儿科发展的相关政策，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合理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积极推进医院分配制度改革，改善产科、儿科医务人员待遇。
　　妇幼健康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文献报道，世界范围每年有1.2亿对夫妇意外怀孕，4500万妇女意外妊娠后选择流产，超过50万妇女死于妊娠期、分娩期和产褥期合并症，不孕不育率高达15%左右。在我国，妇女儿童健康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特别是随着妇女生育年龄逐渐延后，以及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出生缺陷发生风险增大，每100个儿童约有4-6个有先天缺陷，严重影响出生人口素质，给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负担。通过研究，掌握疾病发生情况，分析疾病病因，评估干预措施，对于做好妇幼健康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我国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支撑的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总体水平较低，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寥寥无几，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缺乏有效组织的高质量临床研究，循证医学证据不足，难以制订符合我国人群特征的临床治疗指南。建议以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提高生殖健康水平为重点，加强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和不孕不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在出生缺陷防治方面，着重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析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我国重大高发出生缺陷的关系，努力揭示出生缺陷发生原因和形成机制，为研制新产品和新技术奠定理论基础。开展出生缺陷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相关筛查诊断技术和方法，为预防出生缺陷提供科技支持。在生殖健康方面，建立更完善的生殖健康长期随访和干预队列，全面收集从遗传到环境、从精子、卵子到新生儿乃至成人的随访数据，对影响生殖健康的相关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建立生殖健康相关疾病诊疗的大数据平台，收集高质量的长期随访数据，为科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殖健康政策提供依据。同时，要特别注重科研成果转化，支持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为保障生殖健康和出生缺陷防治服务。